腾讯“麒麟系统”亮相315晚会，已在全国公安系统落地
我认为日本企业的现状是，不依靠垄断而取得高收入，而拥有技术、创新性强的企业基于自身的高度竞争力从而取得高额回报。
即便是在可选择政策情境分析（Alternative Policy Scenario，世界各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的所有政策都能付诸实施）中，化石能源的需求仍将大幅度增加。煤炭的比例将从25%上升到28%，天然气的比例将从21%上升到22%。
从全球范围来看，化石燃料仍将在能源构成中居主导地位。石油仍然是最重要的单种燃料，不过其所占的比例从35%降到了32%。《世界经济黄皮书》指出，近年来，面对能源危机、金融危机以及人类对气候危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，全球范围内新能源超常规发展。风电将有可能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中装机规模最大的部门。IEA最新的预测指出，在2020年，新能源占全球能源生产总量的25%，比2007年提高3%。
但黄皮书也指出，目前，新能源尚无法替代化石能源。它们在2005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总量中占84%，在全球能源需求中的比例将从2005年的81%上升到2030年的82%。杨志：在《京都议定书》的框架中，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提出节能减排的任务，不要说硬性指标，就是软性指标也没有。
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观点，提倡让环境和经济和谐发展。改变企业的盈利模式，让可以获利的项目转向环境友好型，帮助企业减少对环境的影响，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杨志：中国未来要做的一个是清洁能源，一个是碳金融。这种应对思路和观念都很新，很有建设性
●主持人：本报见习记者柳田●嘉宾：莫里斯·斯特朗 （联合国前副秘书长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执行官）杨志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〈苏州研究院〉副院长、经济学院教授）柳田：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周结束，尽管这次会议被称为二战后最重要的会议，但结果似乎离人们的期望值还有点距离。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观点，提倡让环境和经济和谐发展。
哥本哈根会议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但是包括欧盟在内，计算下来不仅没有实现减排承诺，反而排放有所增长。中国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危害性，越来越频繁的洪涝灾害、干旱还有极端天气都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。杨志：最终形成的《哥本哈根协议》草案传达出一个信号，大家要一致应对气候变化。
中国已经意识到，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在解决世界的问题。改变企业的盈利模式，让可以获利的项目转向环境友好型，帮助企业减少对环境的影响，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草案的内容落实到行动，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。企业可以在很多地方寻找利益点。
在环境治理问题上，除了转变经济发展结构，比较难的还有怎么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。柳田：中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40%-45%的目标，其他国家也陆续公布各自的减排目标。
在整个过程中，最困难的可能是全球减排额度如何分配的问题。至于其他国家，也已经意识到要减排并且有所行动，但是现在看来减排力度还很不够。
也就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的，只要金条，而不要地球、不要人类生活环境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。绿色升级并不是泛泛的，国家宏观层面应该形成可统计、可监测、可考核的数据和指标，引导企业发展。对别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来说，《京都议定书》把1990年定为减排基准。对于企业来说，信息化和绿色革命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双驱动，它们将共同带领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。杨志：在《京都议定书》的框架中，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提出节能减排的任务，不要说硬性指标，就是软性指标也没有。环境和经济是相互作用的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，发展低碳经济，就会对改变气候有所帮助。
这种应对思路和观念都很新，很有建设性。草案在全球长期目标、资金和技术支持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上达成了共识，这对低碳经济、碳交易的发展是利好。
从根子上讲，气候变化与国际金融危机都来源于目前经济系统的不可持续的特性。因此，这就形成了行动方案，而不仅仅是个话语权的问题了。
通过绿色革命最终让企业达到技术进步、产业升级、自主创新的目的，这是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，同时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一步。总的来说，从1992年重视气候变化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》，到1997年具有可操作机制的《京都议定书》、2007年的《巴厘岛路线图和时间表》，再到今天的哥本哈根会议探讨具体的《行动方案》，人类的共识正在深化。
比如美国承诺到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%，但是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是80%才够。●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，实际上都是基于一种生产方式，即盲目、唯一地去追求经济效益，实际是为了资本增殖而罔顾其他的生产方式。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，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同样重要，一个都不能丢。柳田：转向减排的现实层面，有人说生意仍然是现实的途径，当减排与利益相冲突，具体到每个企业，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？斯特朗：追求利润和改善环境并不矛盾。
碳交易本身虽然和应对气候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它是推动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。杨志：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，实际上都是基于一种生产方式，即盲目、唯一地去追求经济效益，实际是为了资本增殖而罔顾其他的生产方式。
按照国际上的一种测算，全球碳交易市场构建联通起来后，将至少降低减排成本的50%。●哥本哈根会议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
比如说节能灯，同等条件下可以节电80%，对环境的贡献很大。斯特朗：谈判是一个非常困难、复杂的过程，我们不可能冀望通过一次会议解决所有问题。
也许它是没有达到一年前人们良好的预期，但不能就此判断它是失败的。譬如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，企业又多为外向型企业。我认为人们有能力把二氧化碳控制在较低水平，同时还能过不错的生活，这就需要我们将经济与生态结合起来考虑。如果没有绿色升级，企业面临的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将越来越多。
中国已经公布了减排目标，这就是说，我们距离快速链接碳交易市场的时候不远了。如果环境事业没利益人们就不会做，问题是要能从提高生活质量的方面发现怎么赚钱，同时达到减排目的。
中国是从自愿减排承担义务的角度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。这次会议使得各国认识到所面临问题的重要性和困难点，并且初步达成共识，形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框架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启动，接下来才谈得上针对相关要素展开具体谈判。
两位对此作何评价？斯特朗：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，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很有行动力，中国做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40%-45%的目标，这需要很大的决心，也需要不懈的努力，中国的减排行动将对世界各国产生积极影响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不仅是中国首次公布关于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可统计、可监测、可考核的减排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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